6月15日，化险永寿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因贷后管理不到位，村镇被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咸阳监管分局处罚。银行与此同时，加速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绍兴监管分局发布批复，罚单同意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浙江新昌浦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设立分支机构。频出

一边是密集违规处罚屡见不鲜，一边是重组“减量提质”的改革化险，正是化险当前村镇银行化解风险的缩影。据记者统计，村镇截至6月16日，银行今年内全国已有98家村镇银行被监管部门处罚，加速累计罚没金额超3000万元，罚单暴露出村镇银行的频出内控短板与合规漏洞，另有106家村镇银行正式退出，密集村镇银行的风险“出清”之路仍在阵痛中推进。

年内罚单超3000万元

6月15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咸阳监管分局发布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表，永寿中银富登村镇银行存在贷后管理不到位，永寿中银富登村镇银行因此被罚款21万元，相关责任人员程媛媛、张博、安龙飞分别被给予警告。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13家中银富登村镇银行被罚。

iFinD数据显示，按披露日期计算，截至6月16日，年内全国已有98家村镇银行及相关责任人被监管部门开出罚单，受罚机构累计被罚没金额为3499.65万元。其中，望江新华村镇银行、太原市尖草坪区信都村镇银行、江门开平长江村镇银行、重庆南岸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民勤融信村镇银行均出现年内两次被罚的情形。

从单笔罚单金额来看，百万元以上大额罚单有4笔，罚款金额最高的上海崇明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被罚160万元。根据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该行存在跨经营区域发放贷款、未按规定对集团客户进行统一授信管理、贷款管理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员工行为管理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时任董事长、行长陈文斌更是被罚终身禁业。

从违规领域来看，传统信贷业务风险管控仍是村镇银行的薄弱环节，35家银行因信贷业务违规被罚，涉及贷前调查不尽职、贷后管理不到位、违规发放异地贷款等；村镇银行的合规经营、数据报送也屡现违规，违反征信管理规定、反洗钱法、金融统计管理规定等成为被罚高频领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院长陈云良分析，村镇银行经营风险主要源自其经营环境不佳，受限于经营地域范围，其经营风险难以分散和转移，同时还面临较高的流动性风险；村镇银行部分工作人员合规意识差、风险意识薄，容易发生排斥村镇银行内部管理制度现象，违规发放贷款，致使发生风险。

“村改支”版图持续扩张

与村镇银行频现罚单同步，村镇银行的重组也在密集推进。

记者注意到，浙江新昌浦发村镇银行由浦发银行作为主发起行，浦发银行持股比例达到51%，近年来营业收入持续下滑。iFinD数据显示，2022年至2024年，该行的营业收入分别为9006.07万元、7901.85万元、7355.61万元，净利润分别为3500.85万元、2983.89万元、3519.46万元；截至2024年末，该行资产合计为30.40亿元。

在此次浙江新昌浦发村镇银行“村改支”之前，已有多家浦发村镇银行陆续改革重组。浦发银行2025年年报数据显示，自2008年在四川绵竹发起设立首家浦发村镇银行以来，公司在全国19个省市设立了28家浦发村镇银行，2025年已将12家浦发村镇银行收购改制为浦发银行分支机构，其余16家浦发村镇银行的改革也在积极推进。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机构退出列表显示，截至6月16日，2026年已有106家村镇银行正式退出，其中就有巩义浦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6家浦发村镇银行。浦发村镇银行“村改支”之外，浙江天台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民生村镇银行也均改制为民生银行的支行。

国有大行也在加入“村改支”队伍。今年1月，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陆续获批收购浙江安吉交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石河子交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设立分支机构，2家村镇银行分别在今年2月、今年3月完成退出，至此交通银行完成旗下村镇银行的整合重组。

针对“村改支”整合模式，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村镇银行并入主发起行的统一管理体系，主发起行通过增持实现绝对控股，可消除分散股权下的治理僵局；引入主发起行的信贷审批、风险定价和贷后管理标准，可遏制关联交易和内部人控制；借助主发起行的系统平台和专业团队，能弥补村镇银行在数字化风控和精细化管理上的短板。

“部分村镇银行存在历史欠缴社保、违规用工等问题，改制时若未彻底清理，可能演变为长期纠纷；对不良资产处置，部分主发起行可能通过关联交易低价承接不良，损害原股东和存款人利益；系统切换、账户迁移期间若服务断档，易引发储户恐慌和挤兑风险。”娄飞鹏提醒，村镇银行改革重组要做好信息公开透明、过渡期服务保障和第三方独立审计。

“村镇银行改革将在一定程度上重塑农村金融的供给结构。”娄飞鹏称，整合后的农村金融系统要实现“支农支小”定位与服务效率提升的平衡，关键在于建立差异化的考核机制，如对整合后的农村业务单独核算、单独考核，设置涉农贷款占比下限和利率上限，防止“支农支小”在利润导向下被边缘化，从而实现商业可持续与政策目标的动态平衡。